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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更有甚者，神宗熙宁七年时的大宋全国垦田共有四百四十五万余顷，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，仅占十分之一，到王安石变法，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，官田所占比例甚至直接降到七十五分之一。

    频繁的土地交易带来的是大量的资金流动，就像那个一泡狗屎创造了一千万GDP的笑话一样。而地方的官府却在大量的资金流动中收税收到手软。

    但是！

    官府手中没有足够的官田，就没办法掌握土地的定价权，甚至还会失去对于土地分配的话语权。

    而任何一个王朝，只要不是遭遇特大规模的天灾或战争、瘟疫之类的，人口在建国初期都会经历一个爆发期，然后再慢慢的进入平缓期。

    当官府失去了土地的定价权和分配权之后，慢慢成年的新增丁口就会面临着分不到田地的局面，对于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古代社会来说，这就是一种隐患。

    大宋频繁到一年两次的造反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造成的，因为百姓活不下去就只能想着杀官造反受招安，而大宋的朝廷也乐得收编那些叛军去当炮灰送死。两者之间甚至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。

    这很不对劲。

    虽然说一时收税一时爽，一直收税一直爽，可是如果这税是拿着大宋的未来去透支，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。

    官老爷们自然无所谓，无论换谁来当皇帝都需要他们来治国，哪怕待遇差了一些，哪怕是想当奴才而不可得，可那终究还是官。

    但是对于赵桓来说，换个人来当皇帝，基本上就意味着自己得狗带。

    那不行，狗带是不可能狗带的，现在正是趁机踩金国和西夏的最好时机，后面还能把全世界都踩一遍。

    正所谓一直踩人一直爽，自己勉强当着这个皇帝，然后一直去踩人，他不舒坦？

    但是涉及到田制这两个字，就绝对不是赵桓说一句田制要改就能解决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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