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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国会休会,        肯尼思彻底成了“跟得丈夫”，跟着老婆回了华盛顿。

    每天的日程是上午送老婆上班，中午和老婆在aclu附近共进午餐,        有一家两个人都喜欢的餐厅，有固定的餐桌；下午五点接老婆下班，回家待着,        很少外出应酬。

    周末俩人通常乘游艇享受二人世界，不过因为狗仔队居然也租了游艇跟来,        烦不胜烦,        后来便还是回费城过周末。

    周末也过的很朴素,        俩人原本早上晨跑，现在改成傍晚散步，周日晚上或许会去看电影,        很低调。

    张文雅的肚子这个月增长的比较快,        现在是无论穿什么衣裙都很难遮挡住隆起的腹部了。她的睡眠也越来越不好，晚上有时候能起床两三次。

    晚上最好不要喝太多水，但也不能不喝水。

    胎动现在很明显了，特别是晚上睡觉前,        孩子动的次数增加。她也觉得很烦，因为胎儿是实实在在的要在她的肚皮里面拳打脚踢的，很不好受。

    肯尼思每天翻着花样哄她开心,        不上班的人有大把闲暇时间,        没事就问她脚累不累，腿疼不疼，学会了给她捏脚揉腿。怀孕中期孕妇会浮肿,        而且因为体重增加,        再怎么小心控制身材也会有变化,        这都是让她很烦恼的事情。

    肯尼思都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烦恼，在他看来，她没有什么改变，就算有所改变，他也觉得没什么，他不会嫌弃的。

    唉，傻瓜，她才不是害怕他会嫌弃她身材的变化。

    她只是不习惯“改变”本身。

    这很难说的清楚，她其实从来了美国之后也已经改变了很多，目前看来，这些改变都是好的，造就了现在的她。

    她为什么会害怕“改变”呢？可能因为孩子本身就是最大变化，等到孩子出生，他们的生活会大变样的。

    李文和案还没有开始审理，初审后排期到了十月，aclu不很着急，是因为律考成绩九月底出来，十月初便能知道张文雅到底有没有通过，关系到她是以律师身份出庭还是以助理身份旁听的问题。

    八月的一天，一个青年男子找到了aclu华盛顿分部，指名要见张文雅。

    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有，人们从全美各地来到华盛顿，都想让张文雅代理他们的案子。

    楼下秘书请他登记姓名：杰夫·阿姆斯特朗。

    阿姆斯特朗带来了一封克里斯托弗·菲茨杰拉德的“介绍信”，张文雅还挺惊讶的：克里斯托弗为什么不事先给她打个电话？

    信里克里斯托弗说杰夫是他的中学同学，杰夫想见她有点法律事务咨询，请她见见他。

    有意思。张文雅想着既然是克里斯托弗的中学同学，那么就该是个波士顿人，波士顿没有律师了吗？是什么“重大”案件需要跑到华盛顿来找她呢？

    她接通内线电话，让自己的秘书下楼带阿姆斯特朗上楼。

    阿姆斯特朗是个白人，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，克里斯托弗比肯尼思大三岁，不到四十岁，阿姆斯特朗应该跟克里斯托弗同岁。

    “你好，阿姆斯特朗先生。请坐。”张文雅伸手跟他握手，请他坐下。

    他的手心湿漉漉的，感觉要么是太紧张，要么肾虚。

    “你来见我是有什么案件吗？你要知道aclu不是普通的私人律所，我们只接公民权的案件。”

    阿姆斯特朗拘谨的说：“我知道……我想，呃……”

    他的双手在大腿上搓来搓去，显得很是不安。“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，我找过很多律师，但没人能帮我……”

    他很痛苦。

    “是什么案子？能简单介绍一下吗？”

    “是…

    …”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，又很快抬眼看她，“我想控告我的本堂神甫，他……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侵犯了我。”

    张文雅差点跳起来：什么？！

    她看着阿姆斯特朗，“别的律师没法帮助你？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他继续局促不安，“他们一听到是天主教神甫就说这事……赢不了，叫我放弃，或者去找别人。”

    这可是大案！

    好莱坞就此拍了一部电影，名为《聚焦》，讲述持续了几十年（甚至可能更久）的波士顿地区天主教神甫集体性侵儿童的事件，受害儿童多达数百人，这些儿童绝大部分是男孩。

    张文雅想了一会儿，“你为什么会来找我？”

    “是因为你是肯尼思太太，”阿姆斯特朗有点激动，“你是女人，你也许更能体会我的痛苦和绝望——是的，是绝望，你看。”

    他猛地伸出两只手腕，将手腕内侧翻上来：双手手腕都有数道刀痕，显然是自杀未遂的遗迹。

    张文雅很震惊：这个人是如此痛苦！他宁愿死都不想继续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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